战国中叶前后是中国历史上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。在这个过程中东莞股票配资公司，奴隶制下的各种制度逐步被废除，逐渐发展出向统一封建国家迈进的政治体制。顾炎武曾概括战国时期的政治特点，他提到：“春秋时期，礼仪和信任依然受到重视，但到七国时，这些价值已经不再提及；春秋时期，仍尊周王，而七国却完全不再提王；春秋时期重视祭祀和外交礼仪，但七国不再进行此类活动；春秋时期，宗族和姓氏仍是重要议题，但七国却不再提及；春秋时期，宴会和赋诗是常见之事，而七国却没有这种文化；春秋时期，还会有赴告和策书，但七国已经没有了这些礼节。国家没有固定的外交，士人没有固定的主人。即使在始皇统一天下之前，文武之道已经没有了。”这段话揭示了春秋和战国时期的显著差异，折射出政治体制的剧烈变化。
在春秋时代，卿大夫家中普遍实行家臣制。然而，随着社会制度的逐步变革，到了春秋末期，一些诸侯国的家臣已不再是领地的管理者，而是以官吏的身份存在。这些家臣不再拥有封地，而是领取粮食作为俸禄。例如，孔子担任鲁国司寇时，年俸为六万石粮食；他后来到卫国做官时，俸禄依旧是六万石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。孔子还曾任命原思为鲁国宰相，给他九百石粮食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。进入战国时期，这种官吏性质的家臣制逐渐发展为封建社会的官员制度。
展开剩余76%在战国时期，各国在国君的领导下建立了以相将为首的官吏体系。《尉缭子·原官》中提到：“官分文武，惟王之二术也。”这与过去卿大夫既掌握政权又持兵权的方式不同。相，是“百官之长”（《荀子·王霸》），也称相国、丞相、宰相或相邦等。最初，相是辅佐诸侯处理朝聘的官员，而“宰”是卿大夫家中的家臣，负责家政事务。春秋时期的冢宰、太宰和某些诸侯国的“相”，多是世袭职位，其职能与后来的封建国家的相有所不同。
将军则是负责指挥军队的最高长官，最初的“将军”一词源于晋国。随着战国时期的变革，军事上逐步分为文官和武官。比如，齐威王时，邹忌、田婴担任相职，田忌和申缚则是将军；魏国时，惠施担任相职，庞涓为将军；赵国则有蔺相如为相，廉颇为将。这些变化反映出战国时期权力的逐渐分化。
秦国设立相职较晚。商鞅变法时期，秦国最高官职为大良造。直到公元前328年，张仪才成为秦国的丞相。此时，丞相职位仍兼任军事指挥职能。随着秦国的改革，最终丞相与将军职能被分开，军事和政治逐渐形成清晰的分工。
楚国与其他诸侯国不同，始终未设立相职。楚国沿用了春秋时期的令尹职制，这个职位与相类似，负责国家的政治、军事事务。即便在战国末期，楚国的政权体系仍没有设立相职位，且楚国的最高军事官职为柱国或上柱国。
除了相将外，尉和御史等职位也在战国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尉主要负责挑选任命官员，具有一定的军事职能。而御史作为国王的秘书，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及外交事务。在秦国统一后，御史大夫逐渐成为监察官员的重要职位，继续承担监督职能。
随着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，地方行政制度也逐步完善。各国纷纷设立了郡县制度，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地方管理体系。魏国、赵国、韩国等地，开始采用郡县二级制度，划分多个县来管理地方事务。这个制度最早出现在三晋地区，并迅速被其他国家效仿。尤其是在秦国，商鞅变法时，大力推行县制，将全国划分为多个县，并设立了县令、丞、尉等官职。
相较于其他诸侯国，齐国一直未设立郡，而是采用了类似郡的“都”的制度。齐国的五都制度，其中每都设有常备兵力，并由都大夫兼任军事统帅，具有强大的行政和军事职能。
战国时期的郡县制度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行政体系，标志着地方治理的成熟与完善。尤其是在秦国，通过变法和军事征服，统一了全国的行政区划，推动了国家的高度集权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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